金雁:前东德波澜不惊二十年

2019-10-04 作者:摄影   |   浏览(55)

理查德·塞尔比(Richard Selby)毕业于剑桥大学历史系,在伦敦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去学习摄影。然后去了纽约,成为阿特·凯恩(Art Kane)的助手。八个月以后,他开始了自己的自由职业,为一些杂志拍摄插图和旅游照片。在欧洲的指派任务拍摄过程中,受聘于一家德国慕尼黑的杂志。随后几年他大部分生活在欧洲,为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杂志拍摄。

1976年,他再次定居纽约,不久便开始涉足人体摄影,主要是黑白画面,从拍摄到制作一气呵成。数年后主要为杂志拍摄彩色画面。他的人体摄影带有实验精神,交织着古典和现代意识,以创新的方式挑战观众的视觉。《了解你的编码》这本画册,就是他的部分代表作。

摄影家说:对于我来说,最好的照片完全是一次意外。这是摄影的精髓也是它的魅力之处,同时正是摄影和其他艺术样式不同的地方,每一张照片都是一次未经排练的演出,是不可重复的,因为其结果是在模特儿、摄影师以及场景包括最重要的光线等元素之间的互动过程。我之拍摄女性人体并且给与关注,正是源于其魅力的构成,包括对其活力和情感的描述。人体的活动就如同镜面,折射出观众的内心世界,最为深入的情感和想法。不管你看到什么,都是来自你的内心。我在拍摄这些照片时,怀着同样的爱、快乐以及欲望,保留在我们共同的生存世界中。

作品集在1990年初版时,纽约的《摄影地区新闻》杂志评价说:“如同赫尔穆特·牛顿一样,理查德·塞尔比的人体以及半裸体画面实际上表达的意味超越了愉快的层面,有时候,他镜头中的女性看上去如同他的视觉一样强有力。”英国的《黑白艺术摄影家》杂志评价说:“这是一部完美的探索版本,黑白画面的个性空间。所有的拍摄都在构成中完成。尽管画面中没有宏大的背景,却在空旷而简陋的环境中透露出美妙的信息。画面中甚至让理发师的椅子也成为模特儿腾挪跳跃的骏马。这些缠绕着活力的人体留下了永恒的生命记忆。”

作品集分为这样几个片段:

安吉尔和路易:拍摄于纽约23大街的老游泳池,时间是1978年到1979年,大部分使用尼康相机和自然光,也有一部分使用4×5大画幅相机。

暗影:这一系列的时间跨度很长,从1977年到80年代中期,使用各种画幅的相机,现场自然光。地点是在纽约的多套公寓,也有在法国的一家旅馆。

理发师椅子:这一系列都是拍摄于1977年,玛米亚RB67相机,现场光,纽约的一家工作室。

狮身人面:拍摄于1980年,尼康相机和现场光,纽约的一家公寓。部分为拼贴作品。 神物:部分使用大画幅相机和影室闪光灯,也有使用自然光。也有使用小型相机和中画幅相机,各种光源都有。耐克:拍摄于1983年至1988年之间,纽约,使用4×5的林哈夫相机和玛米亚RB67相机,单个影室灯或环形闪光灯。其中一些拼贴画面最大的为1000×400mm。

室外光:使用尼康相机,在夏威夷。也有一些拍摄于纽约的岛屿,还有在英国拍摄时使用红外胶片。

经济观察报

  自2003年《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出版以来,我虽然对东欧国家转型的现状仍很关注,但这方面的文章写得少了。这首先是因为,我原本的专长是研究"苏联东欧"的历史,而不是现状,对于"苏东剧变"之前的旧体制,也主要是关心该体制"从何处来",而不是它"向何处去"。也就是说,我主要研究的是,东欧地区(其实主要是俄罗斯)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节外生枝"地"岔"向了奥威尔描述的那种"1984年"式的体制,而这个体制怎么又会"岔"回"主干"去,应当是另一个课题。但是天赐机缘,使我于1990-1992年间在波兰学习访问,恰巧亲身经历了那场"剧变"以及剧变之后的"阵痛"时期,于是我的研究方向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东欧的体制转轨。

  现在,绝大多数前"东欧"国家的转轨已经尘埃落定,我们以《十年沧桑》一书对这一段的研究做了总结之后,虽然仍然保持着对这片土地现状的关注,但主要兴趣再一次转回到了历史。

  星移斗转,"十年沧桑"之后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其间,国内听闻到的消息,多以"剧变"是如何糟糕为主调。所以,"阵痛"时期的东欧报道自然很多。但在进入"第二个十年"之后,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走向复兴,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已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已经开始了一场"新欧洲追赶老欧洲"的比赛。在这一情况下,"消息人士"则似乎把视线移向他处,不再对东欧感兴趣,于是就有了所谓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

  直到去冬今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才再次走入国内媒体的视野。那些关于"东欧"转轨国家在此次危机中受到重创的消息,以"东欧沉沦"、"东欧危机"、"东欧陷落"、"东欧贫血症"、"东欧遭遇滑铁卢"、"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等语句为标题,屡屡见于报端。另外,今年又刚好是东欧转轨二十周年,很多朋友对此很关心,希望我们接着撰写这些国家的第二个"十年沧桑"。

  恰好在7月,我们有机会去德国、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六国做了一次考察旅行,其中波、捷、匈、斯四国都是转轨国家,就德国而言,我们拜访的柏林、勃兰登堡、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特等州也都在前东德的地盘上。所以,除了在奥地利的一天外,我们的旅行基本上就是一次"新欧洲"之旅。虽然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二十年之后,在当前的"金融危机"期间的世道民情与社会风貌。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这些国家对"东欧"这个概念很排斥。因为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东欧",本来只指俄罗斯,我们此行拜访的各国传统上都被视为地理意义上的中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地方也都是德国与奥匈帝国这两大"中欧强国"的版图。将这些国家归入"东欧",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冷战"时期的政治地理观念。如今波、捷、匈、斯等国均自称"中欧国家",以区别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诸国等"巴尔干国家"以及前苏联范围内的"独联体国家"。不过,"中欧国家"这个概念与转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其中的奥地利、瑞士、前西德等都没有转轨问题),而新加入欧盟的这几个转轨国家现在又以"新欧洲"自居,以区别于非转轨国家的"老欧洲"和尚未加入欧盟的其他转轨国家。

  我们的一位英国朋友对"新"、"老"欧洲的分法颇为反感,他认为这是美国人喜欢的一种说法,"他们不愿看到一个一致对外的完整欧洲"。尽管如此,我们拜访的这些国家的媒体上确实常有"新欧洲"的说法,而这些媒体未必亲美。一般认为,"考试"合格加入欧盟就意味着"转轨"大功告成,所以"新欧洲"国家主要是作为"转轨完成国家"区别于"转轨中国家"的,而不是区别于"老欧洲"国家的。鉴于这几个欧盟新成员国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同于塞尔维亚这样的"转轨中国家",我们的观感或许不能涵盖后者,所以将此行称为"东欧之旅"、"中欧之旅"、"转轨国家之旅",确实都不如"新欧洲之旅"合适。[FS:PAGE]

  前东德:"资本"不愿来的"资本主义"?

  1990-1992年我在波兰做访问学者时,曾不止一次地去过这些中欧国家,但后来多次去俄罗斯各地,而没有机缘重返中欧。所以行前我心里多少有点悬念,不知将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欧:是像剧变之初那样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的中欧?还是在"危机"冲击下一蹶不振的中欧?

  我们最先进入的是前东德,除了一些苏式的街道布局中留下的旧体制的痕迹外,这里的就业、社会福利、移民等各种问题都已经和原先的西德一样,融入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过去的东德因为与西德近在咫尺,可比性十分显著,由于处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地带,故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是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众生活最好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当年的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当时东德与西德的说法不同,东边说"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西边说"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东边是"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是建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从1945到1961年,总人口1664万的东德竟然有350万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说超过1/5的人口流失,而且期中许多还是各种人才。这场"逃亡潮"对东德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赫鲁晓夫对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说,"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于是就有了柏林墙。但是,高墙的修砌也并没能阻隔人们对西边的向往,从1961到1980年,又有近20万人成功逃亡,但也有许多人"越狱"失败,喋血高墙,演成无数惨剧。1989年剧变时,东德游行队伍高举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

  剧变之后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从1991到1999年,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的个人存款可以按1:1的比率兑换成西德使用的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于是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经济转型。前东德因为由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包下来"买断",因而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

  但是,德国东部目前也是中东欧地区民众心理落差最大、牢骚最多的地方。道理也很简单:现在这里的人们不是将自己的生活与过去相比,而是与西部的同胞相比,这与其他转轨国家民众对于更为富裕的"外国"的感受是不同的。

  其他转轨国家在"阵痛期",都曾有过民众收入一度降低的情况,但在前东德地区,虽然在"剧变"后的第一年里,大批工厂的关闭导致产值下降,但仅仅东部与西部的马克按1:1的比率兑换一举,就使前东德居民的腰包一下子鼓起不少,购买力大大提高。前东德生产的低档(在"东欧"算是高档)"卫星牌"轿车曾经满街都是,在剧变之后,一下子就被西德的高档车淘汰掉了。(我们这次在柏林帝国教堂附近看到一辆"卫星",众人纷纷拍照,仿佛看到了大熊猫。)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德国东部与西部差别并不大,其主要原因是,全德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东部人去西部工作,这两个因素使得人们的收入趋于平衡。

  但这样的"拉平"并不能填平自尊心上的落差。前东德地区大批"低效率"的工厂关闭后,代之而起的第三产业与旅游业并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虽然统一后的德国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西部资本到东部投资,以实现东部制造业在更新换代基础上的复兴,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二十年来,西部资本在东部投资的数字看起来很大,但大多是房地产与第三产业,制造业投资并不多。

  为什么呢?说来有些讽刺:恰恰是由于剧变之后德国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迅速实现了社会福利、劳工权益的"拉平"和收入的接近,从而使得西部的资本在东部得不到多少廉价劳动力的好处,更不可能开设"血汗工厂",以产品回销西部。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使西欧企业可以更多地使用外国劳工,而东部的专业人才又前往西部就业,所以西部的制造业企业宁可就地雇用土耳其或巴尔干诸国的蓝领和来自东部的白领,或者到比东部更贫穷的转轨国家投资,甚至不远万里到中国来输出"资本主义",也不愿去东部投资设厂,"剥削"那里的同胞。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生产的德国品牌的汽车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东德地区的产量。[FS:PAGE]

  对于西部企业而言,德国统一带给它们的真正机会就是全国市场的扩大,使它们可以瞄准东部人鼓起来的钱包(虽然未必有西部人那么鼓),大力推销自己的产品。这样的举动自然在两边都引起了抱怨。东部人怪西部人:"我们的企业被你们的竞争搞垮了,你们又不来投资而只是倾销商品,搞得我们没了工作";西部人觉得更冤:"我们掏了那么多的‘统一税'来提高你们的收入与福利,使你们买得起我们的高档商品,以至于西部经济因此而减速,对此你们不感谢,反倒抱怨。说什么我们‘倾销',你们自己不愿买‘卫星牌',难道也要怪我们?"

  "剧变后进入了共产主义"?

  抱怨归抱怨,如今德国东部的面貌确实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们在柏林下榻于泰尔托运河之畔,这里在剧变前本是东柏林南郊著名的工业区,而现在完全是一片绿化带中稀疏的独户住宅群,绿影扶疏,清波荡漾,昔日的烟囱与厂房都无影无踪了。柏林以南的各城市也在大兴土木,火柴盒式楼群构成的苏式市区很多又变成了"修旧如旧"的"古城"。

  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是前东德第三大城市,在古代原是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所在地。萨克森在古代曾是德国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而后来靠"铁血"政策统一德国的普鲁士,相对于萨克森而言,不啻是落后的"蛮族",当年德累斯顿的古城要比普鲁士占据的柏林华丽、典雅得多,可惜却在二战末期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完全被夷为平地。冷战时期,前东德领导人醉心于工业,不喜欢"旧社会"的那一套,位于东德版图内的德累斯顿因而完全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中心。所以我最初没有将德累斯顿列入考察日程,后来列入,也只是想看看那里的"国企转制"的情况,以及这个"民主带头羊"(该城是1989年东德首先爆发民主示威、地方领导层首先转向表示支持民主的城市)二十年后的政治生态。听说要游览景点,我还想这个东德的"铁西区"会有什么可看的?无非是发发"思古之幽情"而已吧。

  没想到车一开进城我就吃了一惊:没看到什么"私有化的大工厂",更没看到街头民主的遗风,看到的却是活脱脱一整座当年的萨克森王城。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茨温格宫、阿尔伯特殿、森佩歌剧院、塔什贝格宫、宫廷教堂、王家城堡......座座有古风,以黝黑的大石为材质,似乎饱经风霜,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旧",有点"风化"的模样。其实除了森佩歌剧院复建于剧变之前,其余多是剧变后这20年间复建的。圣母大教堂甚至是前不久刚刚启用。如果没有介绍,谁会想到这一大片"久历沧桑的古城"其实不久前还是"东德的铁西区"?德累斯顿如今已经以旅游、金融服务等为主业,有人说,这个当年被盛称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的城市,如今比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本身还显得古雅。

  对于这样的变化,人们的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怀念当年工厂林立的人很失落,据说由于制造业的衰落,德累斯顿的失业率最高时达到30%,属全德之最。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福利制度下的"自愿选择性失业":一方面许多前东德人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大量的外国打工者充斥于蓝领工作岗位中。但与西边同胞"个人奋斗成功者"的自豪相比,许多"吃福利"的东德人仍然感到不是滋味。要知道剧变前他们的收入与购买力虽然远不如现在,但在"东方"各国中却是首屈一指、令人称羡的。东部地区的大型工厂虽然剧变后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剧变前却代表了整个意识形态阵营的最高水平,那些壮观的流水线、"高精尖"的设备赢得了东方"同志们"的多少赞叹!当年,西边的另一个世界他们虽然不能企望,但其他"东方"国家的羡慕使他们自视甚高。然而,柏林墙一倒,情况大变:西边"同胞"取代东边"同志",变成了主要的比较对象,"比下有余"顿时变成了"比上不足"。福利再高,也有一种接受"施舍"的自卑感,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不如以前,也就不难理解了。[FS:PAGE]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比较了13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之后,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他发现,通常是1990年最高,此后虽有波动,但整体呈下降态势。在前东德地区,1990年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为6.59(1代表"完全不满意",10代表"完全满意"),2005年则下降为6.32。这个调查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仅从这一点,能不能判定2005年的东德不如1990年呢?前东德人真的希望回到过去吗?我想大概绝大多数前东德人不会这样认为。在统一之后,许多前东德人并没有感到自己进入了西部那样的"资本主义"。一位东部的工程师自嘲说:"过去我们过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说这话的当然只有东部人。因为只有他们会以"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来区别"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在西部尽管也有这样两个词,但"社会主义"就是指"社会党人"(social-ist)的主张,而"共产主义"就是指"共产党人"(communist)的主张。不少德国西部人也把他们的民主福利国家(或曰"社会市场经济")认作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而"共产主义"只是过去东德搞的那一套,他们是不会把两者相混淆的。

  怎样"转轨"会更好?

  但是在许多前东德人看来,虽然这西德式的"共产主义"似乎确实比东德式的"社会主义"富裕,但许多人还是对此深表遗憾。不过他们遗憾的究竟是什么?是想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去呢?还是不满于如今的"共产主义"而希望更深地融入"资本主义"?这是耐人寻味的。

  前东德现在并没有经历制造业的复兴,工业就业率也不高,转轨的这两个结果影响了东部人的情绪,其实如果按照另一种方式来转轨,这两个结果未必是不可避免的。比较另一些转轨国家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20年前东德没有民主化,而是原来的执政者忽然羡慕起市场经济的"花花世界"来了,他们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来"招商引资",不搞什么高福利和1:1马克兑换,更不搞西方式的自主工会,而是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和随意圈地的"优势",以铁腕手段"减员增效"--如果是这样,西边的制造业资本不一窝蜂地涌进来才怪呢!土耳其人、巴尔干人也都不用雇了,东德的"农民工"比谁不好使唤?如果是那样的话,东德没准早发生"奇迹"了,制造业大暴发,廉价产品充斥西方,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德累斯顿也会多出十倍的烟囱,而不是像如今这样多出许多哥特式、巴洛克式的尖顶!--只是,如果这样干,如今的东德人会更加满意吗?

  其实如果这样做,不要说东德的"社会主义"完了,西德的"共产主义"也要玩完。你西德人不是要什么高福利、强势工会吗?资本都跑到东边去了,看你工人还和谁讨价还价?廉价商品从东边再冲击过来,你要不蔫了工会、黄了福利,怎么跟东边的血汗工厂竞争?

  所以东边不搞市场经济则已,如果搞了,但又没有民主化,那在统一市场上就难免"劣币驱逐良币",野蛮市场经济压垮"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福利国家",都是不难想象的事!

  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比较维度。1990年整个东欧沉浸在政治浪漫主义的狂想中,对转轨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人认为只要改换了社会体制,生活便会一帆风顺。那个时候人们的满意度高,是因为和旧体制时期相比。到了2005年,"剧变"早已成为"过去时",而比较的参照系变成了德国西部,满意度下降实属情理之中。

  生活满意度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则更为明显。剧变时已过而立之年、已在原制度中建立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已经进入官僚体制的人,对于转轨的满意度很低,所以前东德的六个州也是由前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改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的大本营。现在民主社会主义党约有五六万党员,主要反映的是东部一些已经消失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干部和老人的声音,而年轻人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则与老年人截然相反。从这样的状况中能否截取出"东欧人民今不如昔,怀念远去时光"的结论,实在大成问题。[FS:PAGE]

  事实上,甚至如今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能够反映东部弱势群体的呼声,也是剧变之后的事情。剧变以前的东德执政党,权大气粗,内有发达的秘密警察系统,外有几十万苏联驻德军队撑腰,号称是"工人阶级政党",其实哪里把工人真当一回事?今天从著名的勃兰登堡门西望,与东边"菩提树下大道"相对的是前西柏林的"6月17日大道",这条西柏林最宽广笔直的大道的名字,就是纪念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工潮的。当时东德大批工人示威,抗议当局提高劳动定额却不涨工资,东德当局开枪镇压,酿成血案,成为冷战时期整个"东欧"第一起大规模民众抗争事件,也是后来民众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墙圈禁民众的缘由。如果这个党真的是靠工人的选票上台,它怎么敢这样对待工人?

  "马克思大街"上的思考

  如今,民主社会主义党确确实实是靠弱势群体的选票生存了。二十年来他们兢兢业业,为自己的选民谋利益,在民主政治中站住了脚跟。他们的根基仍在前东德地区,尽管在这"东部六州"总体上他们的支持者也是少数,但在一些市镇,他们已经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在一些东部州,他们也开始与社会民主党等其他左派力量合作而崭露头角。而在剧变之初,由于其背负着历史包袱,其他"民主左派"曾经很长时间与民主社会主义党划清界限。德国主要的左派党社会民主党,至今也没有在与民主社会主义党合作的问题上松口。但是在东部各州,面对右派强大的势力,当地的社会民主党在前些年就已经开始与形象大有改善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合作,以扩大左派的政治空间。最典型的就是德国首都柏林市,现任的市长是社会民主党人,副市长是民主社会主义党人,可以说是个左派市政府了。当然,这种情况在"新欧洲"并不罕见,宪政民主体制下的政党轮替在这里已经成为常态。比如波兰和匈牙利,在剧变后的二十年间,"前共产党人"或由共产党改组而来的后继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主持中央政府,均有好几次先例了。比起他们,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成就算是小的。

  在当今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无疑是对现行转轨方式最不满的政治派别。但是他们也并不主张回到过去,其实柏林墙就是在他们还在台上时被推倒的,昂纳克等"斯大林主义者"也是被他们开除的。他们已经告别了极权主义,但并没有告别马克思主义。而对本文前面讲到的"另一种转轨方式",他们会更有好感吗?最近我们的一位左派朋友曾到柏林访问过他们的一些活动家,据他说,本是想向这"兄弟党"传授经验的,但令他大为吃惊的是,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你们的一些做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你们的一些政策工人能同意吗?......这位朋友于是感叹说,真没想到他们落到了这步田地,还如此教条而不知变通!

  但我却想,当年的东德执政党又何尝是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行事呢?而在今天的德国,为了独揽大权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势力还能存在吗?今天这些左派人士凭着那些"落伍"的理念能否赢得选举并掌权,固然难说,但起码他们的真诚能赢得一部分选民。如果他们毫无原则,还有谁会把选票投给他们?从另一方面讲,在今天的德国,用不着看谁的脸色讲假话,只要是自己真信,又不强迫别人,"教条"一点又何妨?

  来到前东德地区,我的一个发现是,这里在"剧变"后,并没有像一些国家(如俄罗斯)那样,发生大量更改地名的事。除了萨克森州的"卡尔·马克思城"恢复了开姆尼茨的传统城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发祥地萨克森-安哈特州的维滕贝格前面加了个"路德城(路德施塔特)"的前缀(现在该城正式名称为路德施塔特-维滕贝格)之外,其他前东德时期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地名都没有改。我们下榻的勃兰登堡州小镇克伦马克瑙就有一条卡尔·马克思大街,我们住的酒店门前是托马斯·闵采尔大街(闵采尔是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德国农民战争领袖,是一位受前东德意识形态推崇而与西部的主流价值观并不契合的人物),但是剧变之后这些街名都没有变。进入柏林东部,保留下来的地名就更多了:如卡尔·马克思大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倍倍尔广场、李卜克内西大街、卢森堡大街、蔡特金大街等,如今都保持原名。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的马、恩大型塑像也仍然耸立,接受左翼民众的瞻仰。甚至洪堡大学主楼正厅内也仍然镶嵌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俯视着来往楼内的莘莘学子。当然,这些左派名人都是德国人,外国人就未必受到这样的待遇了。东德曾经有一个"斯大林城"(斯大林施塔特),现在叫做艾森许滕施塔特,不过那是赫鲁晓夫时期就改了名,不是剧变后改的。如今,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似乎也没有以斯大林命名的地名了,倒是在"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巴黎,现在还有一个斯大林格勒广场。[FS:PAGE]

  我们的一些朋友看到这些地名,大概又会惊呼起来,引为前东德人民"怀念过去"的证据了。但是我们还是有点平常心吧。曾经的极权体制下,左派上台就要消除右派痕迹,右派上台就要消除左派痕迹,这都是不知哪个年月的老黄历了。今天的东柏林当然仍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新欧洲"各国也都是如此,也许他们有朝一日也会通过选举"重新"上台执政,但是他们不可能再像在1953年6月17日那样对工人搞"专政"了。--这就是我在从"马克思大街"走到"6月17日大街"时的感想。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y Tarkovsky,1932—1968)出生于前苏联的伊凡洛佛地区 (Ivanova) 里的札佛洛塞镇 (Laovrazhe),父亲是著名诗人亚森尼·塔可夫斯基(Arseniy Tarkovsky),母亲是女演员玛莉亚·伊凡诺夫娜(Maria Vishnyakova)。从小受母亲的教育,并受父亲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阅读果戈理和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1954年高中毕业。在其母亲的鼓励下,曾到西伯利亚进行植物和地质的勘探,从而让他感受到了俄罗斯土地的广袤。回来后进入了莫斯科电影学校,获得文凭并开始拍摄电影。他的首部电影作品《伊万的童年》在196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金狮奖。他曾经经历了两次婚姻,儿子在1970年出生后他又重新开始拍摄电影,并且在1981年独自永久移居意大利。后来的作品还曾获戛纳电影节奖项,但因突发疾病而放弃拍摄,最后去世于巴黎,并根据他的要求葬于巴黎的公墓。

他的朋友描述说:在我1977年莫斯科的婚礼上,塔可夫斯基手上拿着一台波拉相机,他很快乐地摆弄这台新到手的机器。他和电影导演米切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我的婚礼见证人,根据当地的的习俗,他们为我的婚礼音乐选择了《蓝色的多瑙河》。

安东尼奥尼在那时也拍摄了很多波拉照片,而塔可夫斯基的目的更为明确,就是希望通过照相机留下眼前的一切,于是才选择了迅捷的波拉相机。

这里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作品,都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风格,也就是对稍纵即逝的生活形态的瞬间捕捉,包括风卷流云和瞬间回眸,还有对未来的某种警觉,包括在旅途中看似粗糙的简洁画面。

他的乡村的家距离莫斯科仅仅十三公里,他喜欢在花园劳作,观察马背上的汗水的蒸发,构成小小的雾气。他也喜欢旅行,更是似乎更希望回到家中向朋友讲述旅途中的故事,当然也包括展示他在旅途中拍摄的画面。

在这些画面中展现出俄罗斯多样化的视觉魅力,而且可以得到全身心的感受。此后,他在意大利的拍摄风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他将自己的愿望注入到那些树的景观中:“如果在我谈话的瞬间一片叶子掉下来,那就是一个信号,说明妻子和儿子会来到意大利和我在一起。”然而叶子并没有坠落。于是他的影像留下了更多的神秘色彩和诗意的感觉,一种为逝去的时光而留下的忧郁情怀。他很希望通过这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将自己的享受传递给别人,不管人们真的是否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他也许只是将留住时间的愿望梦想成真,然而一切都显得是一场告别的晚宴。

有评论说:非常独特……照片中构成的光线和色彩也许只有荷兰画家、被誉为用光大师的约翰尼斯·弗米尔(Vermeer)的绘画可与之媲美。这本画册真是一颗货真价实的宝石。

画册中60幅拍摄于1979年到1984年间俄罗斯和意大利的画面,那些闪烁着迷人光线的波拉片,泄露了这位导演一生的秘密——静止的画面和他的动感电影同样完美。俄罗斯部分展现了他的乡村别墅,他妻子和儿子的肖像,以及狗。而意大利的画面则显得更为精致,包括回眸一瞥的废墟。塔可夫斯基知道这里面潜藏着他自己的情感世界,选择的却是拍摄就可以扔掉的媒介:他的影像也就暗示了所捕捉的是瞬间的永恒。

---从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说起

孙振军

一 PIP:还能走多远?

PIP,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英文简称。一座挺好的古城,一个好上乘的创意,一个响亮的牌头。无疑,她已一路坎坷也一路高歌地走过了"七年之痒"的艰难历程。但是,她还能走多远呢?

  由于平遥离我所在的城市地缘上比较接近,所以近年来我已断断续续地参加了几次PIP活动了。每年,都能听到一些人在感叹:"明年,不来啦。"有人是满足了,有人是疲惫了,有人是失望了。来不来,自然悉听尊便。但是,在今年,也就是第九届平遥摄影大展上,在开幕的第一天我便感到:颓势凸现,日暮西山;并担忧:如此下去,PIP还能走多远呢?

  我说的"如此",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宣传味太浓。摄影节由官方倡导、官方主办,当然可以有官方内容。但摄影毕竟又不同于宣传部门组织的主旋律图片展,适可而止、把好分寸,方能画龙点睛、恰到好处。然而,今年偏偏不是这样的:既有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辉煌成就展,又有航天方面业绩展,更有公路系统的、税务系统的、改革发展系统的成果展。这些官方背景逼人的强势照片,无不占据超好位置,无不制成超大画幅,既阻碍交通,又阻塞心绪,让人望而远之、胃口大倒。须知:对观众而言,人家是来陶冶情操、享受艺术、感悟影像魅力的,不是跑数百公里、数千公里,花一大把银子,来接受"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的思想改造与意识形态教育的啊?

  二是广告味太浓。"某某市摄影家协会预祝摄影节圆满成功"、"某某风景区欢迎大家光临指导。"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摄影节是否也是如此,反正我在平遥看到了如此怪象。

  不是地方的摄影家协会不能组织作者集体参展,也不是商业运作的景区不能送交照片,而是你把这地方当成旅游推介会,从形式到内容都搞一堆广告信息向观众兜售,找错了平台进错了门--这里不是发布广告或软广告的地方!

  三是门槛太低。今年的PIP上不是没有好片子,而是极少数好片子的扁舟被超大数垃圾片子的汪洋大海淹没了。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三多"现象:一是官员摄影家多。某些身居高位或要位的人,拿着公家的钱或利用职权挥霍、糟蹋着摄影,竟然也还敢大言不惭、大张旗鼓地把自己的大名、要位、职务牛皮哄哄地写在自己自认为很牛皮的简历上,连同他的劣质照片一同展出挑衅天下!二是大款摄影家多。有些人钱赚多了,想往高雅上靠靠,跳舞吧,肚子太大腰板太粗;唱歌吧,公鸭嗓子黄鼠狼腔;搞文学创作吧,只识得二百五十个字,才情太差;练书法吧,耐不住寂寞且不便张扬无法炫耀。于是就只有摄影倒霉了--被他们逮住了。三是低级摄影家多。我所说的低,不是指县区级、乡镇级的摄影家协会会员们,而是指热情高、干劲大但水平实在太低的摄影家的作品充斥展区、大行其道。

顺便提一句,做为一个1983年就在《中国青年报》的示范性栏目"摄影之窗"登过组照的老"发烧友",现在每年我也拍一些照片。但我从没想过去影展上露脸:前几年,怕亵渎影展(深知自己毕竟是业余的);这几年,已不屑参与(不陪弱智数指头玩)。

宣传味也罢,广告味也罢,"三多"现象也罢,屁股决定脑袋,角度决定思路,责任均不在人家,关键的是大赛的主办者、组织者、把关者头脑要清醒:待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时,名家们不来、名作品不见,平庸者自我陶醉、大路货俯拾皆是时,谁再想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即倒,恐怕就难以回天了。

二 概念:老外不咋整,国人却猛玩

土仓展区是我看的第一个展区,也是外国摄影家比较集中的展区。因此看得也比较仔细。

摄影术是泊来品、是西洋术,国人不过是模仿者或后来者。按常理,先行者属浪峰涛头,当得风气之先,观念与行为应该是最为时尚与新锐的;比如在国内学院派、青年人以及自命不凡的少许中年人中十分盛行的,所谓的沙龙摄影、概念摄影、行为摄影之类的东西,外籍摄影家更应该是玩的云遮雾罩、眼花缭乱吧?但现实恰恰不是这样的。数十名外籍摄影家的作品,除了有一组《人体与荷花》稍有点抽象外,其余的全部是非常老土的、非常传统的表达方式:纪实。[FS:PAGE]

  给我印象最深的纪实作品,则是表现柬埔寨底层民众在垃圾山上谋生的组照《烟雾山》。我的感觉是,纪实作品,特别是表现民众生存状态的纪实作品,就如同影像界的《国际歌》旋律一样神奇,只要你展示它,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知音。

  而与此相反的,则是这些年国内搞意念摄影、新锐摄影的人越来越多了。连去年获大奖的莫毅先生,今年也搞了一组莫名其妙似是而非的东西。夜里我在街上散步,偶然看到一所老院子里在搞讲座,便进去听了一分钟,只见一个大学教摄影的老师在给一帮学生振振有辞地灌输:"只有封闭的人和没有钱的人才不接受新锐摄影!"于是我马上退场了。为什么?因为他在公然宣传挑战是非底线、道德底线的坏观点:你可以搞你的新锐,但你没有理由蔑视人家坚守传统的作者是封闭的和缺钱的啊?并暗暗为听众叫苦:年轻人啊,你们投身这类导师门下,该走多少弯路啊!

不是我不接受新锐摄影,像新人戴翔去年参展的《新雷锋故事》系列,就十分精彩;而是我不能接受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新锐"作品。比如,有幅赤裸着上身、脏兮兮地流着涎水的中年男人和一只死鸡崽亲嘴的"新锐名作"照片,我看了多年,就楞是没看懂。

三 纪实:起点抑或也是落点?

  毫无疑问,西人是为了解决画家把人画的不像才发明摄影的。因此,摄影的发韧与原始功能就是"照像",逐渐外延到记录人类活动及其它。用今天的方式来分类,我们将记录性物象称之为"纪实"。

今年的平遥摄影大展,尽管整体质量下降、普遍品位不高,但有一个亮点是不能不铭记的:"四月影会"那群干将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朱宪民、李晓斌、胡武功、侯登科、于得水、王苗、鲍昆以及姜键等人拍摄的纪实作品回顾展。我思考了很久,终于得出结论:为什么"四月影会"群体的作品至今令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因为他们冲破了当时笼罩在摄影人身上"假、大、空"与"高、大、全"的铁锁;朱宪民、姜健等人的作品为什么至今魅力四射、震人心弦?因为他们沉到了底层,和普罗大众共呼吸、同悲欢。

  三十多年来,摄影界流派纷呈,五味杂陈,各领风骚、百态毕露;但纪实这一脉、这一枝,始终搏动有力、花繁叶茂,并且几十年前的作品在今天的大型摄影展上仍能璀璨耀眼、光彩照人。这是否预示着:纪实是摄影的起点,也必将是摄影的落点呢?

四 启示:不仅仅来自《天之瞳》

这是一个摄影的最光明的时代,也是一个摄影的最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摄影最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摄影最充满失望的时代。为什么?摄影界精英与小丑共舞,影像场杰作与废品同在。特别是在摄影节、大型影展上,某幅或某组作品,能让观者驻足几分钟,已属不易;如果能令人凝目与思索,当属上品。何俊杰先生在今年平遥摄影大展上提交的《天之瞳》,似乎就接近了这样的效果。

《天之瞳》是一组航拍的作品,仅有寥寥的十一幅。即便如此,其中还分有"神眼"、" 道 "、"大地肖像"等几个系列。这与某些动辄就端出近百幅、甚至几百幅"杂烩菜"、"下水货""巨制"的摄影人相比,取舍不可不谓不精要,下手不可不谓不果断。这是何俊杰先生《天之瞳》给我的启示之一。因为摄影界当前某些人的影像表达习惯,完全是文盲老妇人式与祥林嫂的亲妹妹作派,就那么一丁点事儿,就那么一个小中心,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不着四六的,恨不得把压箱货、储存卡里的照片,全部放大拿上影展或编入书中,唯恐片子少了展现不了他的"艺术"高度、显摆不了他的摄影"技巧"、说明不了他的主题"思想"。其实,是由于他的智商低、情商更低,便怀疑观者与他人的智商低、情商也低。

  我曾经有个不怀好意的想法:那些把一大堆照片拿上影展的人,应该都是有钱的主儿;更有一个恶毒的损招:今后参展者提交作品必须限制数量。超标也行,一幅交一万元空间费押金,如果最后其"大作"没有获奖,则押金统统没收,移交希望工程或请观众喝酒吃肉。扯远了。[FS:PAGE]

坦诚地说,我不拒绝风光片,但也不热衷风光片。对航拍的风光片还有更一步的冷淡感:作者比拍普通风光片者更有钱而已,因此才飞得更高些、看的更远些罢了。在何俊杰的展品前,我也有这样的疑惑:他是买了或雇了私人飞机还是利用了某种便利?呈现在观者面前的"成型"片子是否后期电脑处理过?恰巧何先生在展区,并听到了我的质疑,答曰:一、这些统统是利用外出公干之机在民航飞机上隔着弦窗拍的;二、绝对都是未经任何修改的原始记录。坐民航飞机也能完成航拍,花小钱也能办大事,这是何先生"天之瞳"给我的启示之二。

   在当今世界,拍出秀美的风光已不再牛,拍出精美的航空风光也不再牛,这已是共识。那么何俊杰的航拍风光"牛"在何处呢?他拍的壮美而又有哲思。前面说过,区区十余幅组照里还分几个系列,一是他把湖泊拍成了人的眼睛,二是他把河流拍成了毕加索笔下的人物抽象画,三是他把山脉、云海、草甸等拍出了人体与胚胎的感觉。总之一句话:他不仅身居天空看大地,而且心怀人间做思考,因此才有了哲学观点与宗教学意念的《天之瞳》。

  王小慧拍的花为什么不同于他人拍的花?因为她拍的《花非花》;何俊杰拍的大地为什么有别于他人航拍的大地?因为他拍到的不仅仅是奇异,而且是在用、起码是在追求用"天眼"或上帝之眼看人间。这也是《天之瞳》给我的第三个启示。

当然,在本届大展上给我有益启示的,还有RAFAL MILACH用小篇幅微视角表现解体后的苏联人生存状态这一宏大题材的《七个房间》,还有在广东东莞市长安镇开照相馆的、最民间的摄影家赖汝强、卢雪兰夫妇的《照相馆的故事》等。

五 摄坛:与当年的文坛何其相似

在平遥,大街上迎面走来10个人,有8个人脖子上挂个高中档相机,另两个没准相机还在包里装着。这是好现象吗?绝对不是。来参加一个摄影节,你说你胸前挂那么一个大相机干什么?累不累啊?懂行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些门外汉在凑热闹、瞎起哄。

也许有人说:参与的人多,喜欢的人多,不正说明摄影空前繁荣吗?恰恰相反。正像虚胖不等于健康一样,泡沫也不等于昌盛。纵观当今世界摄影界,惟独中国最反常:比咱穷的朝鲜、越南、柬埔寨等,搞摄影的人不多;比咱富的日本、美国、法兰西等,搞摄影的人也不多。这是咋回事呢? 这是这个品种在中国要遭受厄运的前兆!因为摄影界当前的这种乱象,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文学界何其相似啊!

  因为在中国,某一个门类,尤其是带点艺术意味、学问含量的门类,崩盘或是衰败之前,都是要超常地虚火上一阵子的。比如洛阳唐三彩制品,本来是卖的很贵的,还出口,还当礼品送给外国元首。那年头的国产电影里,有身份人家的客厅里不是放维纳斯,就是放唐三彩。可是,后来洛阳一带上了大小一万多家唐三彩企业,这门绝活就算彻底歇菜了。时事评论,十几年前没人爱写,七八年前国内常写者也不过百人左右;而现在,大约有几万人在写时评。有人就某一个新闻事件,一气能写上三篇:叫好的,叫骂的,既叫好又叫骂的。终于,今天"你才是时评家,你全家都是时评家"成了网络上最解气的骂人狠话之一。

当年一家地区文联办的文学期刊就能发行几万甚至几十万份,谁敢说文学不繁荣?当年一个大龄男青年只要在征婚广告里塞进一句"爱好文学",马上就能勾来五百多个准老婆,如果再写上在县级报纸上发表过三句半诗歌,就能白睡漂亮美眉,谁敢说文学不受尊重?可是,今天呢?征婚的人谁要再敢标榜自己爱好文学,简直就如同有病;谁要再敢声称发表过文学"作品",那简直就是有大病。

文坛的昨天可是摄坛的今天?文坛的今天可是摄坛的明天?我对此深感忧虑,并呼吁摄影界的各级掌门人:防患于未然,未雨而绸缪;去掉浮躁、除却陶醉,让摄影找准定位、重新归位吧。[FS:PAGE]

六 忧思:大陆摄影节前景不佳

恰似那"一夜春风花千树",如今,一个在二十年、甚至十年前令绝大多数中国摄影人做梦都不敢想像的文化现象--摄影节,已呈异彩缤纷、遍地开花之势。套用句老话儿,从南海之滨到天山脚下,从黄河两岸到长城内外,从云贵高原到松辽大地......以摄影冠名的节庆活动,你方歌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日,煞是热闹、煞是喜人。

然而,自然界、人世间的万物就是这么充满着矛盾、饱含着哲理:有日出就有日落、有月圆就有月缺,有高潮就有低谷,有鼎盛就有衰败......摄影界,也难例外。摄影节,在欢声四起、繁花似锦的喜庆表象氛围下,在我看来,其实危机已悄然四伏,颓废的基因也开始扩散......私以为,如不直面应对、理性化解、科学转型,难免越走越窄、日渐式微;甚至说它可能发生癌变、走向绝境,也决非盛世危言、骇人听闻。

只要将国内的摄影节与国际上知名的老字号摄影节稍加比对,就会发现个有趣的现象:国外是富地方办摄影节,中国是穷地方办摄影节;国外的摄影节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纯粹地为文化、为艺术而"节"一回,而国内的摄影节则是为经贸活动、为旅游开发、为招商引资、为提高知名度,才借"节"一回。

我决无指责谁的意思。但不可否认与不能回避的是,我们当今起决策作用的许多地方党政官员,都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长大成人的,且是靠"伯乐相马 "而走上领导岗位的。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无情历练,对区域经济提升的规律性又极度陌生,但却胸怀发展地方经济的热情与积极性,上面也有政绩测评的压力。这时--请允许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回,有热心的摄影界人士向地方官员们建议:我们合作起来搞个摄影节吧,让摄影搭台,经贸唱戏--他们共同从前些年喧嚣一时的歌手走穴的成功中受到了启发。

然而,摄影家毕竟不是大牌的歌星,摄影作品也很难是青少年心目中的流行歌曲。既是流行歌曲,也是三天的热度一过,便"城头变幻大王旗",靠不断淘汰旧的、推出新的抢人眼球,掠人钱财。而国内对摄影节,经济发达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深圳、温州等地,心不在焉、无动于衷;而经济拮据甚至十分落后的地方,虽热情有加,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且旁鹜萦绕。因此,国内的摄影节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一种先天性不足。

在这样一种受制于人的尴尬前提与背景下,结出一个最直接也是最直观的恶果就是:摄影界所公认的权威人士,对摄影节的一系列事务,比如选片、布展、评比等活动,说话不算数,没有拍板权。"作品太多太复杂,泥沙俱下,更像是一杯冲淡的茶。"评论起某地的摄影节、《人民摄影报》前总编辑司苏实先生说,"今年我们请的专业摄影师要求作品控制在30张以下,但有些摄影爱好者竟然能把自己的120张作品一次摆出来,很多很严肃的、高水准的作品被淹没在大量的平庸之作中,整个摄影节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历届平遥摄影节主要发起人之一,主要负责平遥与国际摄影界联系的法国摄影家阿兰·朱利安也有诸多不满:我们和平遥摄影节的选择是双向的,有一届我们组织了90组作品,最后展出的却有190组作品,既然选择和我们合作,就应该让我们来决定什么样的图片可以入选。而著名摄影评论家顾铮先生则说的更尖刻:现在有些摄影节简直是对文化进行侮辱。那么,观众的反映如何呢?看不懂的,也就是去凑个热闹或无动于衷了;看得懂的,则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失望:官方色彩浓、宣传味浓,太主流化。

"啊?又见面了!"这是不少摄影节报到处、开幕式上常见的熟人打招呼的场景。的确,这帮哥儿们、姐儿们,上届来了、这届又来了,东北刚见过面,西南再度聚首。摄影节上,已经不是效仿电视界那些三流演员们争着上戏以期混个脸熟了,而是崩溃到转战祖国各地、都市乡村的总是那么几个人。看似热热闹闹、衣食无忧甚至白吃白住,其实是乱乱糟糟、俗不可耐,简直如同骡马市场--那些熟面的名家们如同逢会必赶、遇集必上的牛经纪人一般。可惜的是,他们并不是每个集市上都牵着新牲口去的。有的摄影家就凭着那一组作品,有时变个尺寸换个形式,有时甚至大小、包装都不变,也敢胆不怯、心不跳、脸不红地腆着老脸,一本正经、一派大腕风度地坦然四面讨巧、泰然八方过节。[FS:PAGE]

数十年前,拉洋片在北京、天津等地倍受欢迎、风靡一时,耍皮影在晋、陕、豫交界一带深受青睐、红遍街头。可是,为什么而今这些东西都已绝迹了呢?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市场了。尽管艺术品质跟市场价格不能完全划等号,但没有市场的艺术形式显然不能保证其旺盛的生命力。而当前国内的摄影节,恰恰就存在着跟市场化不沾边的硬伤。

据到过法国、西班牙等欧洲摄影节的同行介绍,他们的摄影节基本都是由基金会来操办的,图片的交易行为也非常普遍。国内不少摄影家都有卖出过好价钱的经历。而国内的摄影节呢?虽然离基金会支撑还相距甚远,但连公司化运作也闻所未闻。一般的模式是地方政府掏笔钱、划片场地,再跟摄影团体或媒体联手广散英雄帖,从全国各地请来一群摄影家、带来一批作品;如果请有洋人或洋人的作品,那就再冠以"国际",然后轰轰烈烈地开幕,冷冷清清地收场。人一走,茶就凉;节一完,摊就撤。整着整着,连自己都感到乏味了。

还有广泛性与群众性普遍缺失的问题。无论是哪里的摄影节,除了主办方邀请的嘉宾、贵宾、参展的摄影家以及摄影爱好者以外,还有多少平民大众是冲着那个地方正在举办摄影节而专程前往的呢?外地的没人去,本地的人则又不屑看。因为他们刚开始时,还算有点新鲜劲,但办着办着,别说作品了,就连看当初甚为稀罕的,那些打扮得阴阳怪气、不男不女的摄影家的好奇心也没有了。有些地方,开始已经对这种节庆活动怨声四起。比如平遥吧,每年过节都要关一些城门、撤一些店铺,群众正常的生活、出行、生意都受到很大影响,他们怎能不冷眼相向?

"黄花庭院,青灯夜雨,白发秋风"--如此形容摄影节,也许有些言重,但要掏心窝子说话, 归根结底也是一句话:当前繁荣的摄影展、摄影节背后,其实暗藏着秋意;整个摄影界已经到了该对摄影节冷静审视、严肃反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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